渠敬东


研究学问，最难的莫过于：如何真正走入思想的领地。


思想是所有学问的根基。可我们说话和思想，用的语词和概念，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大多靠着古今中外那些思想家对既有格局的继承、推进和扩展，古人说“自知无知”，就有这层意思。所以说，学问的要害，首先是要回到思想家那里看个究竟，这样做，也相当于对我们自身的追问，即“认识自己”本身。


不过，思想家的思想，自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思想，人有七情六欲，也会夹着胡思乱想，还有很多参与论战的敌友，身后到处都是众多的追随者和诋毁者，倘若不辨分出来，思想便不成思想了，怎能为人们普遍来学，普遍来用？所以，多数的思想或思想史研究，都热衷于做一番清洗的工作。


有人觉得，应当把思想文本与作者的生身经历分割开，文本原本有其自身独有的脉络，切不可为作者那些限于时代和生活情境的私人因素“污染”了。有人则认为，恰恰是因为思想家常在繁乱的生活世界里，所以必须明察他的所有细节，才能辨析出那些仅属于他的私下成分，像外科手术那样把这些杂碎精确地切除掉。上述两种做法，当然还有更为精致的发展：文本本身也不是直接显现的，还必须从中进一步识别出“显白”和“隐微”的不同意涵；而要摸清作者的情境，则必须从作者最隐秘的经验世界中发现那些他有意无意所隐藏的秘密，斯塔罗宾斯基研究卢梭，便充分展现了这样的手法。


更甚者，思想家的思想，在普及和推广的过程中，在理论化和应用化的过程中，则免不了做更多的“剪枝”甚至是“截肢”的工作，文本中特有的修辞，写作中的各类激情，乃至过于错综复杂的“支脉”和“隐喻”，也都会经由“理性化”的手段被剔除掉，被分解与重构，成为条分缕析的论述结构，清晰明确的用语体系，或是标准化的操作规程，即可以做成PPT进入课堂教学，也可以析分为中层理论，满足专业化、学科化的要求，在研究中寻得各式各样的小突破。似乎“人”的成分越少，“思想”才会越具有科学技术的价值。


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都有这样的“共识”，甚至成为了一种带有惯性的路径依赖。学问如此化约，那些在人类历史中曾开创过全新时代的思想家，他们卓然特立的为人和所思，都已成了没有血肉和色彩的剪影，印在书本里，或挂在墙上，供人们参观游览和肢解地运用……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进入了一个学术上的“小时代”。


追问思想家本来的思想，进而像思想家那样，有思想地去追问，已经是这个时代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孙飞宇的新书《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力求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作为汉语学界弗洛伊德研究的专家，作者并没有依照思想史的既有写法，开篇即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概念框架、专题领域或是随后发展等入手，而是选取了一个看似技术性的小问题，即从思想家母语文本和英文译本（“标准版英文译文集”）之对勘出发，发现了所谓的大量“误译”之情形。说来奇怪，上述译本可以称作为“标准版”，一是因为编辑者和翻译者皆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学术权威，而且弗洛伊德的小女儿也参与主持了这项工作，二是因为得到了弗洛伊德本身的认可。如此有定尊的文献，为何还有这么多的“瑕疵”呢？


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学这门惊世骇俗的学问自诞生以来，弗洛伊德便始终陷入了学术甚至道德化的是非漩涡中，而且，也因为精神分析既是一门科学理论，又是一种门诊实践，常常将学者、医生、患者、公众搅作一团，其中的具体论证和操作也是精微考究的，仅就学理和技术就可以争执不休了。任何思想，若还在夹杂着各种可能性的阶段，自然是难以传播和普及的。英译者们若要实现这样的伟大志向，就必须给出一个“标准版本”的理论形态，尽可能让“无章”的思想成为有章的体系。既然英语世界是世界中最大的知识域，像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韦伯、福柯等人物，都免不了得此殊荣，在广泛的传播中获得现实的“生命”。


作者发现，“理性化”是将思想家的思想专业化和建制化的有效途径。这需要在几个方面做好文章：一是将基本概念收束到学科的框架中去，譬如，只受行为科学训练的美国心理学家，对于“灵魂（Seele）”一词，基本上是“丈二和尚”，不知所云，所以译为mind、mental或psycho，就收拢到可理解、可传播的学科脉络里了。二是将表达整理得清清楚楚，原文中具有多重模糊指向的词或句子，常常被整理得干干净净，那些日常的、亦带有文学色彩的表述，也做了取舍，作者举了很多精彩的例子，想要说明，英译者就是要将弗洛伊德从那些混沌不清、隐晦不明的言说中拯救出来，若能成为公理或定理式的表述，便再好不过了。当然，最重要的做法，就是靠学会、期刊、术语汇编这些常见的学科建设手段，来推行一整套“思想复制”技术，使精神分析能够成为一种科学原则和研究方法，为广大信奉者提供最易上手的学术操作。


弗洛伊德在欧洲和美国的遭遇实在不同。欧洲的同行们总是过于讲究甚至刻薄，抓住各种“微小”的细节不放，说起话来也常带有攻击谩骂的味道。美国人则对这种“奇怪”的思想平等待之，不仅迅速成立了“精神分析协会”和“精神分析联合会”，还急切地将这样的思想纳入到精神病理学乃至医学训练的专业领域里。弗洛伊德本人当初也是受到鼓舞的，不过，这样的学科和专业建制，虽说在思想资源上一定来源于他，却决不会受他的“影响”，精神分析一旦成了独立的“法人”，就可以像市场活动那样，独自去运作、经营和交易了。即使弗洛伊德也曾私下说过，这个新兴的行业里掺杂的水分太多，冒领的人也不少，但所谓他的思想，早已脱离了思想家，依着美国人的方式，带着学科的面具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了。


可故事讲到这里，本书作者提醒我们，还要看看弗洛伊德本人的态度。这种感受颇有点像尼采说的那种ambivalence，当然，这也是弗洛伊德自己钟情的概念。精神分析“失真”，他自然会不高兴，他对于欧洲的那些追随者，也同样作为他的论敌，如阿德勒、荣格等人，是坚决反击，说他们“只是从生活旋律中捡拾起了一些文化泛音，而没有听到伟大的原始驱力的旋律”。但在美洲大陆这边，发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人不仅将精神分析完全纳入到精神医学和神经医学领域，而且在大众中特别流行，很多官方的精神病理学家还将其视为医学训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甚者，美国人硬要反戈一击，向弗洛伊德本人宣战：1927年纽约协会通过一项决议，要“赤裸裸地谴责业余精神分析行为”。


好吧，学术史里的故事真是精彩万分，学说的创建者成了业余人士，像病毒一样被隔离。体制的力量如此强大，真能把头脚倒置过来，这在科学界也是屡见不鲜的。对此，弗洛伊德当然不能客气，他专门讨论过所谓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指出精神分析的核心是“谈话疗法”，既不是那些拿着医疗器具并能开出药方的大夫，也不是听人忏悔的牧师，因为精神分析的要害，在于疗治灵魂，而非身体，在于言说的解释，而非告白。普通心理学和病理学不涉及人的灵魂，即便是那些受过严格学科专业训练的医生，他们的学识若不能像一个完整而具体的人那样，不能像一个真正活着的人那样，浸润在一个充满着语言、风俗、神话、宗教、艺术以及各类蕴含着意义的系统里，就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从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到人们在神话、传奇和童话中表现的想象创作，其实只有一步之隔”，精神分析师若只被打造成“为一个冷静、客观、科学化与专业化的，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干干净净的医生科学家的形象”（本书作者语），那么面对人的存在这一关键议题来说，才真正是业余的“庸医”。


精神分析是一种科学，但作为人的科学，作为面对人的灵魂的科学，非但不能循着一种标准化的路径，被一种学科意识所捆缚，反而对于常规思维来说，无论是患者，还是门诊的医者，文本的作者甚至是文本本身，他们（它们）的杂乱与荒谬、反常与变异、梦魇与呓语，不仅不能被科学阻隔出去，反而是破解灵魂生活（Seelenleben）的密匙，是思想本身的驱动力。